他想通过一场名为“婚姻”的社会契约，给自己判个无期徒刑。

        只要结了婚，有了名正言顺的妻子，那早已远去的应深，和那“客房内”、“桥上”的女人、统统都会被锁进法律和道德的禁区，再也出不来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不是来寻找幸福，他只想在正常的轨道里慢慢枯萎。

        有时候，李阿姨介绍的姑娘会带着母亲一同出席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些阅人无数的老太太，像审视一块成色上乘、各方面参数都达标的木料一样打量着贺刚：

        “小贺啊，工作是忙了点，但有编制、人又稳重，样貌更是没得挑。我们家婷婷性格好，往后一定能把家里照顾好。对了，关于婚后和老人同住的问题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毕竟以后带孩子，还是有个长辈帮衬着更稳当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场谈话中，所有的筹码都摆在台面上：公积金、房产证、育儿分工，婚后收入的上缴比例以及双方父母养老医疗费用的预留额度。

        每一个字都关乎生存与配置，唯独与“喜欢”和“心动”毫无关联。

        贺刚面对这些对他外貌条件、工作能力竖起大拇指的长辈，对于她们提出的各种生活预设，只是一律地给出“可以配合”这类毫无波澜的反馈，或是机械地点头、倒茶、买单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不知道自己的标准是什么。

        或者说，他的标准早在一年多前，就被一个疯子用一把火和满腔的病态爱欲给烧成了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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